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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國檢討美國
            ——“新華盛頓共識”長啥樣?

            《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這件事值得花些時間研究,而不是簡單批判。

            什么事?4月末,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了一次演講,題目是: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這次演講在政界和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被普遍認為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為什么會給人留下這一印象?因為,沙利文在這篇演講稿中,重點抨擊了美國過去40多年一直推崇的新自由主義道路,而且言辭激烈地批判了金融資本主義對美國經濟的嚴重破壞。與此同時,沙利文給出了一套“美國方案”,以糾正過去的錯誤。更加引人關注的是:在沙利文的演講中,出現了所謂“新華盛頓共識”的概念。

            沙利文的批判是否貼切?“新華盛頓共識”又長啥樣?現在見仁見智的討論很多,當然更需中國學界從理論上作出審視、校正,尤其是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我們更需要與美國之間知己知彼,更需要研究沙利文講話所透出的、美國未來要走的路,更需要以寬闊的胸懷去面對不同的理論和認知,鑒別其對中國經濟建設是否存在借鑒價值。但現在看,能夠客觀看待沙利文演講內容的聲音很少,而且還有一種不太好的味道:表面看,一些文章是在批判“新華盛頓共識”,但實際卻是希望中國停留在新自由主義的泥沼中。

            更重要的是,簡單批判,很容易讓我們放棄對美國國家戰略轉變進行深入且細致的研究和詳解,這不僅很容易產生誤判,不利于對中美關系的妥善處置,而且還會妨礙我們看清國際大格局的不斷演變。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深究,看清美國葫蘆里是什么藥,從而有助于中國對形勢的判斷和政策的制定。

            沙利文是何方神圣?

            美國總統的決策和經常露面的一些關鍵人物逃不開干系。比如,外交層面以國務卿為主;經濟層面以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財政部長、商務部長,以及美聯儲主席等為主;安全層面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也稱安全事務顧問)和中情局局長等為主;軍事方面以國防部長、總統首席軍事顧問為主。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又是何方神圣?一般而言,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并非某個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其任命也無須國會批準,但他卻是總統最重要的人事任命之一。

            相比于國務卿、國防部長等具體角色和部門權力,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權力角色非常特殊。他不在部門任職,但對所有政府部門卻有一種“隱性”的權力,因為他需要協助總統扮演大致六種角色:(1)國家安全決策過程的行政管理者;(2)各類各項情報信息的匯總者與協調者;(3)危機處理者;(4)政策執行工作的監督者;(5)政府外交決策的裁定者與執行者;(6)總統獨立政策的建議者與鼓吹者。

            為什么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會有這么大的權力?歷史地看, “二戰”結束后的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案》,并在白宮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設立之初,就有凌駕于政府各種行政和智囊機構的頂層位置。1953年,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基礎上設置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職,開始時,這個職位只是國家安全委員會行政秘書的角色,但肯尼迪政府賦予其專業化職能,使得總統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隨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任總統連續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權威性,著名戰略家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分別在尼克松和卡特政府中擔任該職,賴斯則在布什政府中擔任該職?,F在,杰克·沙利文在拜登政府中擔任該職,可見其地位之高、權位之重,對總統決策影響之深。

            華盛頓共識

            要揭示沙利文主張的“新華盛頓共識”,那我們必須對“舊華盛頓共識”有些了解。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其《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辈诲e,所謂“華盛頓共識”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末,其歷史背景大致如下: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國曾經歷了一次嚴重的滯脹——經濟停滯、物價飛漲的經濟過程。正因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認為“物價漲跌與經濟強弱之間是正相關關系”,而“滯脹”恰恰反映的是“物價漲跌與經濟強弱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所以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開始借此否定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并在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的極力推崇之下,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成為指導經濟實踐的主流。

            同時,隨著經濟政策所遵從的經濟理論的切換,整個世界的發展路徑也發生重大而深刻轉向,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階段至少兩大特征:(1)美元從黃金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轉向成為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2)在“新型美元霸權”的作用下,整個西方工業國開始走向“金融資本主導的產業分工全球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階段即美元霸權主導下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背景:20世紀80年代,南美主要國家在嚴重“外債危機”的沖擊之下已經基本失去了經濟和政治能力,再加上東歐劇變,這就使得“單極化世界格局”開始逐步形成。

            如何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融入“美元主導下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美國急需一套“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行為規范”。1989年,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在華盛頓開了一個研討會,并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下了所謂“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表面是針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但實際卻是針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規范”,它包含10條政策措施:(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4)實施利率市場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放松對外資的限制;(8)對國有企業實施全面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歸結起來,這10條規則無非是在說:第一,要搞大市場、小政府;第二,必須大幅放松管制,實現全球貿易、金融乃至經濟自由化;第三,全面私有化,將所有資產都變成可以自由交易的資產,以便市場配置資源。2008年之后,中國學界也有用所謂“新四化——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全球化”來概述“華盛頓共識”。

            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熟悉?當然,但這其中隱含著重大問題是:第一,在“華盛頓共識”之下,“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最大化,尤其當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國有資產失去政府保護之后,會不會變成國際強權資本的獵物?第二,在“華盛頓共識”之下,一個國家的政府是否會迅速蛻變為國際資本寡頭的附庸,而讓本國百姓付出巨大的代價?這方面的教訓豐富而深刻。

            2002年,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全球化及其異議》一書中尖銳地指出:“華盛頓共識”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教條的產物,不僅促使世界其他地區過快地進行開放,而且讓需要經濟刺激的窮國反而實行緊縮政策。在他認為,這樣的舉動導致了金融市場的動蕩,促成了1997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同時還導致俄羅斯在條件并不成熟的時候對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

            華盛頓共識與美國國家利益

            既然“華盛頓共識”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游戲規則,那美國不會因此大大獲益?問題恐怕沒有簡單結論。準確一點講,“華盛頓共識”讓世界變成了資本巨頭的發財天堂,但資本巨頭的收益是否惠及美國國家——其政府、其人民?未必。典型的案例是,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之后,采用各種手段,威逼利誘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資本巨頭向美國政府交稅,但他實現了嗎?顯然受阻。而當時一個非常典型的論調是:資本沒有祖國。

            資本沒有祖國,這句話非常典型,這意味著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全球化——數十年“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和實踐,已讓那些巨無霸式的跨國資本失去了祖國概念,它們哪兒能賺錢就去哪兒,既無視其所在國的國家利益,也無視其宗主國的國家利益。到底什么才是國家利益?內涵很多,但基本內涵至少應當包括“離不開國土的民眾的利益,以及本應為之服務,且同樣離不開國土的政府的收入”。這符合新自由主義條件下跨國資本的訴求嗎?跨國資本的理想是什么?它們希望自己所得越大越好。不僅如此,它們同時要求宗主國的政府必須通過軍隊和外交等手段去維護它們的跨國利益,而宗主國的人民還要通過稅負去支撐政府“為跨國資本利益而支付必要的開銷”。在資本眼中,這都是應當應分的事情,因為美國的國家性質已經注定了資本利益至高無上。

            這樣的邏輯可否持續?美國現狀已經給出了否定答案。什么現狀?從“占領華爾街”討伐金融大鱷,再到“零元購”以及沒完沒了的醫改,還有美國正在不斷暴露出的、嚴重的財政危機等,其背后實際都在講述一個故事:在貧富兩極分化之下,美國政府已無力繼續承擔公共責任,以致嚴重的社會撕裂也到了危機的邊緣。

            怎么辦?特朗普的辦法是“搞錢”,但出于共和黨立場,他根本無法從富人那里獲得財政收入,于是改弦更張。第一方面,威逼利誘美國資本巨頭和全球所有產業巨頭把工廠遷往美國本土,為美國本土提供稅源;第二方面,暴增最大貿易對手——中國的進口關稅,同時,逼迫盟友向美國繳納軍事保護費;第三方面,以“退群”等手段規避國際責任,減少政府開支。但特朗普成功了嗎?沒有,但這件事已被拜登接續。盡管他否定了部分特朗普政策,但比特朗普更狠的是:成功挑起了俄烏沖突,逼陷入能源危機的歐洲制造業敗走美國,同時通過增加美國油氣資源出售,增加政府收入。

            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是個清晰的分水嶺。奧巴馬帶著“再工業化”主張登上總統寶座之后,自此,美國所有經濟和外交政策開始發生巨大轉變。但奧巴馬畢竟得把更多精力放在處置危機上,所以雖喊出了“再工業化”,但并未有效推進,而是干了一件重要的事:借助危機處置,向市場注入海量長期基礎貨幣,并借此為美國制造了超越10年的股市牛市,以此為美國本土企業創新發展鋪就了雄厚的資本之路。

            所以,奧巴馬之后的特朗普、拜登盡管在戰術層面有所差異,但其戰略意圖卻是一脈相承的,核心應當是:重建美國失去的國家利益?;蛟S正因如此,美國政府層面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開始與跨國資本的利益訴求產生矛盾。這一點,特朗普時期表達得相對充分。

            美國外交和經濟為什么針對中國?關鍵是“華盛頓共識”臭大街了。最大的轉變發生在2008年,作為全球金融深度最大、貨幣地位最高的霸權國家,美國居然也沒逃過金融危機的沖擊,這使得整個世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產生了強大疑惑,尤其是美國無所顧忌的宏觀經濟政策,更令世界對美元霸權產生了越發強烈的恐慌。在此背景下,2012年中國宣誓“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更加明晰了“中國道路”,這使得“依靠‘華盛頓共識’擊倒中國,用注水美元收割中國制造業,并借此實現‘美國工業再控制’、美國和美元再強大”的企圖徹底破產。

            到底什么是 “新華盛頓共識”?

            從字面理解,所謂“新華盛頓共識”一定是對“舊華盛頓共識”的否定,那“新華盛頓共識”到底長啥樣?英國《金融時報》作家愛德華·盧斯曾撰文指出:“新舊共識”存在三個方面的關鍵差異:

            第一,“新共識”不再是一個國際共識,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國自己部分人的政治共識。第二,“新共識”是搞地緣政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國家安全為由,采用經濟手段遏制中國。所以“舊共識”是正和博弈即一個國家變得更富有,其他國家也會如此,而“新共識”則是“零和博弈”即一個國家的增長將以損害別國為代價。第三,“舊共識”有多樂觀,“新共識”就有多悲觀。

            在愛德華·盧斯看來,美國勇于嘗試的精神已經讓位于“禁止事項清單”,而今天的美國已經無法達成貿易協定、無法協商全球數字規則、無法服從世貿組織裁決、無法支持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華盛頓已經喪失了對經濟多邊主義的信仰。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也曾指出:“新舊共識”更替的背后,實際體現了美國對內和對外經濟政策的議程:對內,重點在于創造一個包容、有復原力、繁榮和可持續的美國經濟;對外,則側重地緣政治,保持美國對中國的優勢地位,而世界經濟的未來則將取決于這場競爭的結果。

            歸結起來,沙利文在演講中認為美國面臨“四大挑戰”:第一,在市場效率的名義下,除了金融等一些經濟部門獲得特權以外,美國整體戰略物資的供應鏈,包括制造這些供給的產業鏈和就業全部轉向海外。比如,半導體和基礎設施等基本部門極度萎縮,以致美國工業和持續創新力受到了真正的打擊??傊?,美國的工業基礎已經被掏空了。

            第二,過去幾十年,美國所實施的國際經濟政策是錯誤的。因為,在全球化和自由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經濟依賴性,已經讓歐美受制于人,比如歐洲能源的不確定性,以及歐美都存在的醫療設備、半導體和關鍵礦產供應鏈的脆弱。這樣的依賴性成為他國推進經濟或地緣政治目標的杠桿,從而形成了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的新環境。

            第三,氣候危機促使清潔能源轉型。所以,21世紀的經濟是清潔能源經濟,這其中孕育著重大的增長機遇,但該如何利用這一機遇?美國必須有一個深思熟慮的、親力親為的投資戰略,從而推動創新,降低成本,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

            第四,長期以來,依據新自由主義的假設,美國人普遍認為,貿易帶動的增長將是包容性的,貿易收益終將在各國內部得到廣泛分享。但這不是事實,而事實是:貿易成果未能惠及美國勞動人民。隨著美國制造業被掏空,美國中產階級失去了自己的陣地,并導致美國社會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樣的社會不平等挑戰了美國的民主政治。

            美國為什么會面臨“四大挑戰”?沙利文認為,這是過去數十年美國遵從并要求世界各國都去遵從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必然結果,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理論之下踐行“華盛頓共識”給美國政治、經濟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所以,沙利文在演講中體現了五個重點:第一,否定“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否定市場可以自動有效配置資本和資源的論斷;第二,經濟過度全球化、自由化導致產業鏈轉移,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第三,金融資本過度發展,打擊了美國的工業和創新能力;第四,自由市場經濟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和不平等,沖擊了美國民主政治;第五,指責中國的產業政策,讓美國在某些科技領域失去了競爭力,所以美國也要搞自己的產業政策。

            有鑒于此,美國應當怎么辦?重建美國中產階級,恢復美國活力。為達成目標,沙利文闡述美國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驟:第一,用現代美國工業戰略在國內打下新的工業基礎。鑒于私營工業無法進行必要的投資來確保國家的雄心,所以美國政府確定了一些特定部門,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些部門具有戰略意義,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基礎。然后,這些部門將對重要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公共投資,釋放私人市場、資本主義、競爭的力量和聰明才智,為長期增長奠定基礎?,F在,拜登政府已對半導體、關鍵礦物質、清潔能源、生物技術等重要領域進行了大規模投資與扶持。

            第二,面對經濟和地緣政治新現實,美國將與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安全和可持續的經濟,并確保各方具有建設能力、復原力和包容性。其最終目標是:建立強大、有彈性和領先的技術工業基礎,使美國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能夠共同投資和依賴這個基礎。

            第三,超越傳統貿易協定,建立著眼于時代核心挑戰的、新的國際經濟伙伴關系。在沙利文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以降低關稅為基礎來定義或衡量整個政策,但它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東西。所以今天美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1)創建多樣化和彈性供應鏈;(2)調動公共和私人投資,促進清潔能源過渡和可持續經濟增長;(3)創造好的、能夠養家糊口的工作;(4)確保數字基礎設施的信任、安全和開放;(5)停止各國針對公司的稅收優惠競相逐底;(6)加強對勞工和環境的保護;(7)打擊腐敗。沙利文認為,與簡單地降低關稅相比,這些才應當是一套基本的優先事項。

            第四,美國將向新興經濟體調動數萬億美元的投資,革新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與此同時,美國將致力于解決更多脆弱國家所面臨的債務困擾,但這需要所有雙邊官方和私人債權人共同分擔責任。

            第五,構筑“小院高墻”保護美國基礎技術。美國下一步的任務是:開創數字革命的新浪潮,并確保下一代技術有利于而不是反對美國的民主和安全。為此,拜登政府已經出臺了《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為阻止中國獲得先進半導體技術和產品的全面出口管制。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正計劃對中國科技公司實施額外的投資限制,特別是在微芯片等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部門。

            沙利文講話預示著什么?

            很顯然,作為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的講話或許代表了美國政府決策層的“共識”,至少在對外政策方面。而這個講話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們:美國已經變了,而且是非常重大的轉變。其核心就是否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以及與之相伴的、“華盛頓共識”之下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產業分工。美國不只要占領產業鏈的制高點,而且要通過發展自身的現代工業體系,修復自己的供應鏈,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的供應鏈。

            美國為什么要這樣做?其實,特朗普對華,甚至對其盟友所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已經讓美國和世界都充分意識到:你卡別人脖子,別人也會反手卡你脖子。是的,美國卡別人脖子的同時,也擔心被別人卡脖子。當然,還有另一層內涵:世界已經不是“美國掐人脖子而別人不敢或無力還手”的時代了。

            現在看,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以及他們背后的精英,他們心里大概都明白:美國跨國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在推行“華盛頓共識”整個過程中賺得盆盈缽滿,只是這些油水沒能帶給美國政府及其本土經濟太多好處,相反卻帶來了豐富的“泡沫”。周而復始、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頻發就是典型例證。

            美國政府當然不敢直擊“跨國資本無祖國”的特性,于是給出另一個邏輯: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自由化,實際是將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置于國家安全之上。所謂國家安全包括哪些內容?至少,應當包括政府具有足夠財力去維系其行政能力、軍事能力、外交能力以及所有公共服務能力,同時,還應包括國家戰略和戰術資源的供給能力、經濟活躍與創新的提升能力、公平國民收入的分配能力、維護社會穩定的促進能力,以及文化與價值觀的掌控能力等。

            如果我們確信國家安全與上述能力相關,那過去數十年間,美國的這些能力是否已經逐漸弱化?

            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大市場、小政府的制度安排,幾乎必然導致上述能力的不斷減弱。尤其是在美元霸權的支撐下,藐視一切的金融資本狂傲才是摧毀美國能力的關鍵因素。更該充分看到的是: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之錨從黃金切換到以石油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之后,時任美國總統里根支持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借助“治理滯脹”的名義,用極高的利率趕走了美國本土制造業,從而站上金融資本、科技專利、商品設計、商業服務等產業鏈頂端,并以此控制全球經濟。換句話說,美國經濟“空心化”是美國自己的選擇,世界遵從“華盛頓共識”更是美國逼迫的結果,所以美國現在對此自我檢討,而實在怨不得別人。

            正因如此,我們看到了美國過去10年一通“瘋狂的操作”,也聽到了沙利文今天的檢討。

            無論如何,美國在變,而且對未來的發展戰略戰術都給出了非常清晰的路線圖。

            歷史地看,聰明的美國人曾經主張G2,但他們主張的G2不過是“中國利益輸送,美國利益索取”的“互補”。但如果能有更聰明的人去深刻地改變G2內涵,讓中美合作共贏變成主旋律,并以此把世界帶入一個全新的境界。問題是:美國會不會作出這樣的選擇?沙利文以及美國政府的精英們應當意識到:中國其實已經提出并在努力實現這樣的境界。

            對中國的啟示

            斯蒂格利茨曾在《美國展望》發表一篇著名文章《對全球主義的異議》,文章稱:國際金融機構一直在推動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既是不良的經濟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自由市場經濟最有效的立論之上,而這個立論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是不成立的,更不用提發展中國家了。

            正因如此,不能簡單依據這樣的理論去推動中國的經濟實踐。無論是斯蒂格利茨的論述,還是沙利文的批判,其實都切中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要害,從而提示我們:第一,發展經濟,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這一點,中國一直在堅持,但仍需要不斷檢視和修正;第二,應當防止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提升金融自由化;第三,無論如何,美國依然保持著全球霸權地位,所以未來,我們必須面對美國的戰略戰術之變,并在此基礎上,找到恰當的應對之策,這顯然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此外,沙利文更多闡釋的還是針對美國的所謂“安全問題”,但我們需要看到:這是一個體系之變,必然反映到美國經濟認知、政策、行動等方方面面。尤其是2008年之后,美國不說卻在一直付諸行動的、對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的遵從,實際也反映了美國已經在不斷強化政府作用。這反映在美國國債問題上,反映在貨幣發行上,其實都將帶給我們重要啟示。

            比如,沙利文在批判新自由主義時指出:金融資本過度發展,打擊了美國的工業和創新能力;自由市場經濟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和不平等,沖擊了美國民主政治。這樣的論斷反映在美國具體的金融實踐中,我們或該看到:2019年之前,美聯儲通過大量購買長期國債,釋放長期基礎貨幣,同時壓低貨幣乘數,并以此向市場投放海量長期資本,這是不是在以極致性的手段,為修復美國制造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提供堅實的資本基礎?

            當然,更深刻的解釋應當是:美國政府收回了美元貨幣發行權,從而結束新自由主義時期美國貨幣發行權讓渡于金融資本,以推高貨幣乘數實現貨幣發行的做法,從而根除了金融資本主義賴以維系并放肆拓展的基礎條件。我們應當意識到:金融資本脫離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而變成自我循環的系統,必然專注于短期套利,并以此實現財富再分配,這難道不是美國,乃至世界各國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經濟不斷“脫實向虛”,社會快速沖向貧富兩極分化的基本誘因嗎?

            總之,面對所謂“新華盛頓共識”,該讓我們清晰洞見的是:沙利文對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無道理,而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積習,也恰恰是我們今天應當去著力克服,并在否定之否定中鋪就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關鍵。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3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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