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面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央行已經多次表明態(tài)度。而在貨幣政策委員會2024年一季度會議上，與會者同樣討論了這個問題。會議公告指出：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引導企業(yè)和金融機構堅持‘風險中性’理念，綜合施策、校正背離、穩(wěn)定預期，堅決對順周期行為予以糾偏，堅決防范匯率超調風險，防止形成單邊一致性預期并自我強化，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

這樣的表態(tài)當然重要，但我們一直希望以央行為首的國家金融結構能夠有更多擔當，以自身專業(yè)的技術能力、政策措施、市場機制盡可能穩(wěn)定人民幣匯率，為手段和能力均很有限的實體產業(yè)撐起一把保護傘，而不是一味強調企業(yè)自己管理匯率風險。歷史證明，一國貨幣既非一味升值好、也非一味貶值好，而是穩(wěn)定好。尤其是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只有匯率穩(wěn)定，企業(yè)家才會有穩(wěn)定的收益預期，才能更好地安排企業(yè)未來的產量和產能。

歷史上，在產業(yè)資本主導經濟的時代，各國都希望匯率穩(wěn)定，反對為自身國際貿易利益而不斷貶值本幣的國家。正因如此，二戰(zhàn)結束之際，各國訂立國際貨幣條約，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它實際就是固定匯率制。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霸權，讓美國獲取了巨大的國際利益，但客觀地說，這一固定匯率制度為他國之間的貿易發(fā)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戰(zhàn)后歐洲經濟的快速恢復。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世界進入了金融資本主導經濟的時代，正所謂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與之相伴的是，各國貨幣匯率也開始了所謂“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主流理論開始批判政府對匯率的干預，認為匯率可以自動調節(jié)國家經濟的內外均衡。為什么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主張匯率自由浮動？其實，這恰恰是為了金融資本控制匯率更加便利。而歷史事實反復告誡我們，在各國貨幣的國際市場地位差異懸殊的前提下，簡單遵從“自由競爭的外匯市場”原則，則無異于讓“重量級拳王”在自由競技場上和“業(yè)余拳手”對打，結果可想而知。迄今為止，對貨幣匯率的操縱，依然是霸權國家，尤其是金融大鱷掠奪“弱勢貨幣國家”財富的有效工具。

在國際爭奪越發(fā)趨于白熱化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應當更加突出“有管理的浮動”，避免大起大落對中國經濟構成嚴重影響，避免國際金融大鱷操控市場，掠奪國家財富。

就當下情況看，人民幣貶值壓力大，關鍵在于中國取消“對外貿易強行結售匯”制度并實現(xiàn)“人民幣經常賬戶自由兌換”之后，大量貨物貿易順差留存境外，尤其是美國加息、中國降息使雙邊利差加大之后。

以2023年為例，中國全年實現(xiàn)經常賬戶順差2642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相對穩(wěn)定，并未因經常賬戶順差而出現(xiàn)相應增長。經常賬戶形成的外匯收入去哪了？

我們應當意識到一個重要問題：經常賬戶自由兌換的前提是自由貿易。但現(xiàn)實是，盡管中國還在努力維護自由貿易原則，但隨著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大征關稅，制裁中國高科技企業(yè)，以及限制、甚至拒絕科技產品對華出口，貿易自由化客觀上已經大打折扣。

這意味著什么？經常賬戶自由兌換的前提條件已經受到挑戰(zhàn)。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是不是也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所以這里建議：未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應當植入更多的“管理手段”，開發(fā)更多的“管理工具”。

需要怎樣的管理工具？這類工具至少應當具備“相對直接、有效、低成本”特征。為此這里建議：以否定之否定的方法，設立“浮動結售匯制度”。

早期中國為破解外匯短缺問題而實行“強行結售匯制度”，而且讓人民幣匯率單一盯住美元，同時央行管制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之后，隨著外匯增多，中國逐漸放寬浮動區(qū)間，從而讓人民幣匯率逐漸走向“市場化”，之后“強制結售匯制度”退出歷史舞臺。

從現(xiàn)實看，目前中國已經基本實現(xiàn)了貿易企業(yè)意愿結售匯，這勢必加劇貿易企業(yè)跨境套利的沖動，而這樣的行為也勢必導致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加大，尤其是在境外利率遠遠高于國內利率的時期，外匯流出套利會加大人民幣貶值壓力。

所以，中國應當對企業(yè)結售匯實施“彈性管理”，當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之時，提高“結匯系數”或降低“購匯系數”，迫使企業(yè)“多結匯或少購匯”，增加外匯市場的外幣供給，抑制人民幣貶值壓力；反之亦然。

總之，我們需要更多一些匯率管理工具，而不能單靠提高或降低利率去控制人民幣匯率變化?？坷使芾韰R率，經濟成本很高。比如，當經濟走弱，需要較低的利率去扶持經濟的時候，人民幣貶值卻逼迫我們提升利率。這是兩難之選，有人認為可以“平衡”，其意思無非是：不太影響經濟的情況下，提高一點利率去平衡匯率。但這樣做效果未必好，它可能影響公眾的經濟預期，而且對匯率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幫助。

責編：姚坤